没有过户，政府的拆迁款自然全部归到了他的名下。我找到他时，他以为我是当年买他产业的人的儿子，说话间有破绽，架不住我各种问，才和盘托出。”
代芙蓉说完这些以后，停了几秒钟，等等我不说话，就准备挂电话，说：“那就先这样，再联系。”
我赶紧喊住，问他有没有办法拿到那九桩命案的完整卷宗，一点手脚没动过的那种卷宗。
我提这么过份的要求，是因为觉得他可以做到。关键在那个匿名打电话给我们的人身上。那人能把案情了解得如此透彻，应该是司法系统内部的人，基于良知和职业道德，相信他手里一定有九桩命案最原始的卷宗，只是需要代芙蓉费些心思找到那个人，并说服他。
可是代芙蓉叹口气，悲伤地回答说：“不能。”
然后又叹口气，更悲伤地说：“我能活着回来就算不错了。”
他说完这句话，不等我发问，兀自把电话挂断，剩我在嘟嘟嘟的机械音里茫然，陷在一片悲伤里回不过神，想不明白代芙蓉最后那句话指的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能活着回来就算不错了”？
他当记者这么多年，我不信他没做过比现在更危险的调查和采访，哪至于会用那样无望的口吻说这么句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