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破的社会经济尚未得到恢复时，客观上是不可能盛行厚葬。‘送死‘奢僭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也和‘养生‘奢僭一样，是在汉武帝以后才形成的。因为只有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之后，才为这种奢侈的消费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即使在这之后，厚葬也不是所有家庭都能承受的消费。对于广大贫苦农民来说，他们‘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 (《政论》)，不少人是‘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 ((汉书·贡禹传))，又如何谈得上厚葬呢?
汉代‘送死‘最低限度的费用，我们从史书记载中也可以略知一二。《汉书·哀帝纪》载，河南、颖川水灾，‘流杀人民，坏败庐舍‘，‘遣光禄大夫循行举籍，赐死者棺钱，人三千。‘《后汉书·安帝纪》载，‘遣中谒者收葬京师客死无家属及棺椁朽败者，皆为设祭：其有家属，尤贫无以葬者，赐钱人五千。‘官府赐贫无以葬者三千至五千钱，可以看作是当时‘送死‘最低限度的费用。但实际上，普通人家‘送死‘肯定不能只限于置办棺材。原涉以赈施贫穷赴人之急闻名，曾为一‘家无所有‘的友人操办丧事，‘削牍为疏，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分付诸客。诸客奔走市买，至日昳皆会‘(《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