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纷纷向四川特别是向重庆搬迁。大批人员、物资的撤退成了战时交通运输的最大问题。
飞机少得可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火车线路被炸得七零八落，无法正常开运；公路运输不仅运费高，汽车少，且公路少又不能直接入川。
因此，长江水道便成了进入四川最便利的路线，成了抗战期间贯通前后方最重要的“黄金水道”。
而此时的宜昌情况十分危急，处在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因为从上海、南京、南通、苏州、无锡、常州、武汉匆忙撤出的工厂设备已陆续集中在此，南京撤出的政府机关、各地要撤到后方的学校也集中在此。
宜昌沿江两岸已堆积了差不多十万吨机器，布满了上百英亩的地方。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万多从各地撤下来准备入川的人员，不少是教师、学生、医生、工程师、商人和公务员，荟萃了中国各界的精英。保育院的孤儿也有一万多人，再加上数不胜数的难民。
何况当时的宜昌，还只是个不大的城市，一下拥来这么多人，所有的房屋都已挤满了人，还有不少人只好露宿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