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态度让他放弃了残余的幻想。他走出系主任办公室以后发觉他的那身本来非常合体的警服变得衣宽袖大，与他瘦削的身材有些不符，就像是一件别人的衣服，让他偶尔借来临时穿的。他曾无数次想象过自己空荡荡的肩章上，经过日积月累，立功受奖，不断添加着星星杠杠，他想象过当那些星星杠杠终有一天超过了父亲，父亲将用怎样一种欣慰的笑容，代表陆家的家族与先辈，向他表达奖赏。
保良回到了家里，带回了所有属于私人的东西，留下所有和“公安”沾边的物品，包括警服、校徽、公安业务的教科书和相应的听课记录。回家后整整一周，他几乎没有走出自己的卧室，连饭都是杨阿姨送到他的屋里。他在卧室里几乎听不见父亲的声音，听不见父亲说话，听不见父亲走路。父亲走起路来一轻一重，那声音很容易辨认。那几天，连杨阿姨也轻手轻脚，连嘟嘟都自觉收敛了喧哗，从家中窒息的空气里，保良能想象出父亲的脸上，该是何种表情。
父亲不来找他，不和他说话。
他是那么渴望父亲的脚步突然自远而近，突然敲响他的房门。他渴望父亲进来找他谈谈，哪怕狠狠骂他、打他、听他忏悔、听他痛哭。他渴望他们父子间能够面对面地，无论以什么方式，让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