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发达，粮食产量年年增长，嘉定十五年达到最高峰，秋粮实征六万石左右。但从那以后，粮食增长的趋势开始停止，嘉定十六年秋粮实征五万五千石，十七年实征五万石，宝庆元年更是锐减至四万石，而今年秋粮才征得三万二千石。之所以会如此，关键原因便是大量的农田被辟为桑田与棉田。连续四年粮食减产，使得民间存粮原本就紧张，前些时日临安的金融动荡，也波及到这里，致使米价疯涨，不法奸商囤积谋利，而那些失地或者穷困的农家，几乎无以为续。借着这个机会，几个大商贾乘机至临安流求银行借贷，勾通胥吏收购田地。
若是象临安一般，失地的农民可以进入工厂，得到妥善安置，那么事情还不会闹大，偏偏华亭府虽然离临安不远，商贸也发达，但流求的工厂都集中在临安左近，这华亭府除了正在搬迁中的江南制造局外，便只有一家水泥厂。这使得大量失地之民无处安生，见着往来商贾富庶，又恨他们夺了自家田地产业，在有心人鼓噪之下，竟然聚众生事，推举一个名为赵贺的一举夺了上海镇。
这赵贺倒也有几分头脑，乃诈称为赵竑，只说未曾死于史弥远手中。他夺了上海镇，立刻招兵买马，以上海镇为行在，甚至还发了一纸“诏书”给袁甫，封他为“户部尚书兼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