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着乾隆逐渐对自己的“宽大之政”展开反思。乾隆五年，他写了这样一首诗：
念予志学时，所慕君子儒。
诗亦尊李杜，文亦宗韩苏。
要归践履实，圣言非我诬。
即今持治柄，岂不慕唐虞。
措行始知艰，虑为空言徒。
裁诗铭座右，庶几日警吾。（《御制诗初集》）
就是说，当初他上学时，学习的是中规中矩的儒家治道，信服圣人的思想，并要付诸实践。做了皇帝，本来也想学尧舜，可是实行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世事的艰难，也才明白儒家理想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空言”。
在政治高端摸爬滚打了几年，他终于掌握了专制权力运作的真谛：在专制政治中，皇帝一个人是“主”，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客”。想委托客人治理好家庭是不可能的。寄希望于官员们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期望君臣共治，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他回顾康、雍、乾三代的统治，总结说：“由此观之，数十年来，国家全依靠我们三代皇帝以一人之力竭力主持，小心把握权柄，才使国家政治一直在轨道上运行。或者遇到是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总揽国政，那么国家必然陷入混乱之中。”
即位十余年来，乾隆皇帝给官僚集团的整体打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