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低。他认定，从整体上看，官员们行为的基本出发点都是自私的。他曾说：“诸臣之趋承惟谨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他们遇事毫无定见，只知做表面文章，迎合讨好皇帝。乾隆皇帝之政治原则是宽严相济，然而到了官员那里，则变成了要么宽要么严，毫无原则，“朕于事之应宽者，宽一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宽。朕于事之应严者，严一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严”，并不问宽严之由，“一人未改面貌，两事迥异后先，人心不古，何至于兹！”
随着经受的挫折越来越多，乾隆皇帝越来越理解了父亲的选择。他发现，并不是父亲不愿意宽大，而实在是官僚集团不容他宽大。他过高地估计了官僚集团的品格。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开国过程中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奴才”。乾隆发现，一旦他把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先生”们准确定位为奴才，在他们面前悬起官爵和财富，同时收紧绳索，举起皮鞭，以“法”“术”“势”来统驭他们，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风暴，确实并非偶然，乾隆已经给出过多次警示。早在即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