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打压过程中引发了“奉天之难”这样严重的危机事件，但事件平息后关中藩镇的问题确实是唐廷最先、也是最为彻底地解决的。而实际上，从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来看，安史之乱前，以关中为政治中心的唐帝国，随着将它的军事力量逐渐部署在边境，政府部门需要不断到位于河南的东都来获取食粮。
河南运路的开辟并漕转江淮粮饷入京，让一个原先主要以关中就可自立的朝廷，现在不得不将军事、经济权力移交于其他地区，它就已经在逐渐瓦解“关中本位政策”了。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藩镇时代，只是加快了这一转变的进程，并且使之变得更有“效益”。
所谓的“效益”，就是帝国现在仅需要关中——河南——江淮这三个地区就可以维持其统治。它不需要亲力亲为地参与河北的军事布防，因为安史乱后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幽州已经承担了为帝国抵御东北异族的责任。所以就统治效益而言，牺牲江淮的财力与不顾威胁帝国心脏地带的西部异族，去利用禁军或河南藩军收复既无太大经济价值又可能导致军事压力的河北地区，意义显然是不大的。
而关中、江淮、河南相比，帝国对河北的态度要复杂得多。安史之乱既然起于河北，因此河北的幽州、平卢势力对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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