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路总管陈祐再上《三本书》，提出“太子国本，建立之计宜早”，并为改制制造舆论称：“陛下岂欲变易旧章，作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观听哉？诚以时移事变，理事当然，不得不尔，期于宗社之安而已矣。”同时再三强调立储问题的紧迫性，指出“语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今年谷屡登，四海晏然，此其时矣。亿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势矣。诚万世一时也。天与不受，则违天意；民望不副，则失人心。失民心则可忧，违天意则可惧。此安危之机，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顺民心，体三代宏远之规，法春秋嫡长之义，内亲九族，外协万邦，建皇储于春宫，隆帝业于圣代，俾人监国事，出抚戎政，绝觊觎之心，一中外之望，则民心不摇，邦本自固矣”3。
大蒙古国汗位继承的前车之鉴，儒臣的反复论列，政治体制的逐渐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宗亲诸王在元代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降、作用的削弱，为忽必烈对皇位继承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条件。继建元、建国号和一系列汉法的实施之后，忽必烈按中原王朝建储的成规，立皇子真金为太子，正式确立了嫡传世袭制。自大蒙古国建立以来，首次按中原王朝的立储程序确立了皇位继承人。至元“十年春，中书右丞伯颜持节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