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头看了一眼那还在哭丧着脸的山民，又回头对邓鸿超说：“我说大学生，慈悲心留着回去再发，要记住，这里是越南，是和我们打仗的国家。我告诉你，这些越南农民都是些白眼狼，我可是见多了。你信不信，如果放他走，隔一阵他就会抱起家里的冲锋枪追着你打！”
说完，我浑身一麻，在心里扇起了自己耳光——刚才在心里发慈悲的不是我吗？怎么这一开口，又变为口气咄咄逼人的“行凶正义者”了？
邓鸿超遭到了一连串的驳斥，只好乖乖的闭口，没再继续提“意见”。
王军英抬手看了一眼表，说：“十分钟了，黄班长，到底怎么办？要快些决定才好。”
黄班长轻叹一口气，对我示意：“吴建国，你去把掩护的两个叫回来。”
在甘蔗林里摸了十几步路，我找到了掩护放哨的刘思革和旗娃。黄班长的意思是，这种事情他一个人决定不了，要让我们举手表决。
出师不利，我们没有通讯电台，无法向上级请示。所以现在山民的生杀大权都掌握在黄班长手里。可这种棘手的问题，对一个未经实战的指战员来说，一时半会儿还定夺不下。他需要我们的意见。
这时，那山民的眼睛已经哭肿，循环往复的泪痕在花糊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