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了一种平衡——既避免官中的人力浪费，又维护了中央与地方的层级关系，换言之：这既不至于让下民丢了头猪就告到京城来劳师动众，也不至于让地方官永远畏惧京中核覆就不敢放手办案。可是，这些律令在实际行使中，却有个致命的问题——
张家是世家大族，家财雄厚，满腹经纶。他们虽然可以考虑到如何替朝廷合理分配官资民用，却无法真切感同下民的苦楚。张岭本人虽律学精湛、门生遍布，可他自己却从未出京任职，如此，就无法明白各层官员的斗智与回环相护是何等荒谬境况，修出的律法，自然也不近人情。
“越诉者笞五十”之律一出，京中的大鼓再无人敢击打。可无人上控，宫里却以为天下太平、世人得道，以为健讼之刁民不再、府道之官吏善政，殊不知，天下已乱成了一锅粥，朝廷的这柄大勺却空置一旁，甚至连如何伸进锅中搅一搅都不知。
如此境况下，李存志击鼓鸣冤，真真是下下之选。
裴钧原本想，李存志如果不这样正面撞在法司、内阁的利爪下，实则他的冤案，虽然是“案”，却并不一定非要以刑讼之“案”入京审理。
毕竟存活在这乖谬妄诞的官场中，想要赢，就绝不能单拿死脑筋去做事。而官中相斗，最绝的手段也不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