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而规定以后各地的征收额的。这么一来，在朝廷的征收手续上，是简单省事得多了，可以避免每年调查统计垦田数和户口册等种种的麻烦，然而其相应而起的弊病却是大了。也因为如此，这一制度就变成了一种硬性规定，随地摊派，而不再有全国一致的租额和税率了。
举一个具体的实例来讲。据当时陆贽的奏议说：臣出使行经，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阒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
这因为两税制之创始，本因以前的帐籍制度淆乱了，急切无从整理，才把朝廷实际所得的田租收入，以某一年为准而硬性规定下来，各地方朝廷即照此定额按年收租。若某一地以某种情况而户口减少了，垦地荒旷了，但朝廷则还是把硬性规定下来的征收额平均摊派到现有的垦地和家宅去征收。于是穷瘠地方，反而负担更重的租额，形成如陆贽所说，由五家来摊分十家的负担，这岂不凭空增加了他们一倍的租额吗？于是那地的穷者愈穷，只有继续逃亡，其势则非到一家两家来分摊这原来十家的负担不止，而此一家两家则终必因破产而绝灭了。
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