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榷盐使由中央派官充任，两池盐利也完全“利系度支”，这只是唐末以前的情况。《唐会要》说“（太和）三年四月敕，安邑解县两池榷课，以实钱一百万贯为定额。至大中元年正月敕，但取疋段精好，不必计旧额钱数。及大中六年，度支收榷利一百二十一万五千余贯”，能够制定定额并按照定额完成榷利，正是中央政府通过度支——榷盐使完全控制和拥有盐利的充分体现。
但是问题是，再往后就不同了。中和元年，僖宗幸蜀，到光启元年，车驾还京时，已是“江淮转运路绝”，“郡将自擅，常赋殆绝”。时以田令孜为神策军使，招募新军五十四都，都千人，由令孜总领其权。
时军旅既众，南衙北司官属万余，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度支唯以关畿税赋，支给不充，赏劳不时，军情咨怨。旧日安邑、解县两池榷盐税课，盐铁使特置盐官以总其事。自黄巢乱离，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兼领榷务，岁出课盐三千车以献朝廷。至是令孜以亲军阙供，计无从出，乃举广明前旧事，请以两池榷务归盐铁使，收利以赡禁军。诏下，重荣上章论诉，言河中地窘，悉籍盐课供军。
《唐会要·宦官传》说：时关中寇乱初平，国用虚竭，诸军不给。令孜请以安邑、解县两池榷盐课利，全隶神策军。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