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必须设置“市令”这一点并不确定。
按照王抟此前的说法，大唐对“市令”的职责有明确规定，京都市令的职责如前所述，而对地方市令也有相应规定，如“大都督府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禁察非伪，通判市事”，仍然具有市场总管的特点。对其官阶也明确划定，大、中、下都督府以及上、中州的市令，官阶均为“从九品上”；下州市令为“从九品下”。
据王抟表示，宪宗元和六年时，全国大约有“三百郡，一千四百余县”。结合前面提到的中宗时期对州、县以上设市的规定以及大唐商业发展速度看，大唐“市”的数量肯定是超过这个数字了。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市令”却仍然是在州级以上地方市场中才能设置，也就是说，在元和六年时，唐代的“市令”数量不过300左右。
由于李曜明确表示对市集发展的重视，且其所问之事即便王抟这等能臣也无法只由记忆来回答，因此在查阅卷宗之后，才告诉李曜：大唐大、中、下都督府以及上、中、下州等市场都设有“市令”，不过地方“市令”设置在行政层级上和时间上有区别，“市令”在县一级市场中的设置更晚。中书省的资料显示，大唐州县地方的“市令”官首先在上州和都督府中设置，近百年时才在县级市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