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空间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和控制，商贾被称为‘贼类’、‘杂类’。法律规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高宗时，‘禁工商不得乘马’，‘有市籍者不得官，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亦不得官。’还规定工商杂类人口只准穿白衣。不许商贾人仕，同时亦不准有官阶的人入市，以表示对商人的贬抑。如贞观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入市’。‘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上，素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市’。就是到了以后，一些士流仍坚持‘工商之子不当仕’的原则，朝廷还利用经济措施，抑制工商业的发展。武德元年，朝廷按资产定户征收户税，商贾等级即被列为上等户。代宗大历四年，敕令更对商贾加税二等。安史之乱后，朝廷财政上捉襟见肘，在江淮、蜀汉等地大肆掠夺富商，所有‘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资，所有财货畜产，或五分纳一，谓之率贷，所收百万计，盖权时之宜。其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数税之。自是，商旅无利多失业矣。’朝廷还对商贾的买卖也加以课税，甚至税及死者，商贾受到严重苛剥。两税法实行之初，法令规定：‘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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