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居者均，无侥利’。第二年，又‘以军兴，十一而税商’。由于朝廷采取的抑工商政策，因此，唐初之时，商人的地位很低。这一点可以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的诏令和太宗贞观年间对房玄龄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初制工商不得仕进。’这个，想必你该知晓。”
黄崇嘏点点头：“自然知晓……太宗初定品官，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员。顾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述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然否？”
“不错。”李曜点点头：“朝廷实行抑工商的政策，但在世家名流乃至民间，与抑工商国策相左的重商思潮和观念，却在暗中得到了发展，特别是中朝以后，发展更为明显。可以说在学术上开启了对商业重新认识之先。这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抑工商观念的猛烈冲击使然。另一方面则是一些有一定政治远见的士大夫，包括一些儒家代表人物，勇敢地正视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抛弃传统的抑商轻商观念，从而使商品经济观念在社会上得到了加强。”
这下又出现了一些新奇词汇，幸而黄崇嘏聪慧异常，前后联系，才能大致理解。
李曜却并未在意这些细枝末节，只是继续道：“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