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一个耕种百亩土地的农民家庭，全年收获粮食约在200石左右。农家依靠种地收入维持生活，已经非常拮据。在这种情况下，一次‘送死‘的费用就要用掉全年粮食收获的一半，对于农民来说无疑是非常沉重的负担。由此也可想见，超越普通‘送死‘费用的厚葬，显然是与贫苦农民无缘的。汉代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抨击厚葬风气时所说的‘贫者欲及‘，‘贫者殚财‘的‘贫者‘，大抵家境虽不富裕，总还要有一定的资产，而不可能是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汉代的贫富是以家资为根据的。‘中家‘的家资标准是‘十金‘，即十万钱。家訾不满万钱的，即可称贫。贡禹上书元帝说：‘臣禹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征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汉书·贡禹传》)。贡禹有田一百三十亩，已超过一般农民通常zhan有的土地面积，但因为家资不满万钱，也就可以自称贫穷。据此，汉代那些慕效厚葬的‘贫者‘，至少也是一些可以温饱的编户齐民。
王充虽然未能揭示厚葬的社会根源，但他指出汉代厚葬的风气与孝道的观念有关，这个意见却是很有见地的。王充说，‘死人之议，狐疑未定，孝子之计，从其重者。‘当人们‘不明死